去伪存真话何畏

  此为拙文《“肃托”与李黄之死》的姊妹篇，当初之所以没有发到本网，盖因《“肃托”与李黄之死》鲜有人问津，故没有再续贴。吊诡的是，笔者的这篇拙文，却被某人未署名转帖到他个人的网页——连文中的错误都照转不误。如果仅为蹭流量也就罢了，但还要求阅读者“订阅”就太过分了！无奈之下，笔者只好帖到本站，否则被人转帖过来就麻烦了。

  本文内容最早是以《虚无缥缈的何畏枪击案》为题——作为“关山险阻渡若飞之外二篇”，于2021年9月发在笔者的公众号上。后因有关“何畏”的其它网文存在不少历史错误，故又于2023年5月重新写过并将题目改为《去伪存真话何畏》。为尊重历史，此次只对明显的历史错误予以改正，再是对错别字及“病句”等加以修正。

  自改革开放以来，在众多杜撰及伪造的“历史事件”中，大概没有比原红四方面军将领何畏在长征途中枪击的“英勇事迹”更骇人听闻的了！好在当时还有不少那一历史时期的亲历者健在，所以这则虚假的枪击事件仅刊登出不到一个月，即遭到元帅的当头棒喝：“当时尚健在的元帅看了此文后十分惊讶和气愤，即令秘书致函该报，

  ”（注1）可叹的是“鱼死不闭目”，编造这则历史谎言的人怎肯善罢甘休？！于是，在元帅去世七年后，这则“历史谎言”经过一番改头换面之后，又堂而皇之的出现在某些媒体上。而一些心怀叵测的“好事者”及某些所谓的“网络大咖”们，为了使这则假造的“历史事件”更逼真可信，不惜通过修补原先的“漏洞”以及不合理之处，再经过一番精心的“乔装打扮”，以自媒体等形式推送给广大受众。

  不言而喻，编造历史谣言有一定难处，既不能太离谱而且还得逼真，所以最终选择一个合适的主要“演员”至关重要。

  根据原红四方面军老的明确回忆，其时军中的高级将领中，曾有两人对自己的属下开过枪：一个是余天云，有数次开枪的记录：如在一次行军途中，因路滑被摔落马下，拔出枪来，就将其马夫击成重伤；另外一个则是何畏，有一次开枪的记录：同样也是在一次转移途中，因遭到敌军的袭击，迁怒于作战科长周希汉。当周希汉与其据理争辩时，惹得何畏勃然大怒，拔出手枪就朝其连开五枪！

  据原四方面军的老回忆，余天云不仅三次开枪造成两死一伤的难以处理的后果，而且性格强悍桀骜不驯，除张国焘等极少数领导外，就连陈昌浩都对他有点儿无可奈何！据曾任张国焘警卫排长的何福圣回忆：在某次红大的课堂上，余天云不仅当面顶撞，而且口出狂言，惹得大怒，表示不处分他绝不再上课！随即“余天云恼羞成怒，蓦地拔出手枪，对准便要开火，幸被其他学员上前拉住。 ”（注2）

  至于何畏，不仅只有一次开枪的记载，而且也未造成任何人员受伤或死亡。有趣的是，文中的说法是何畏的枪法不行，也有文章的说何畏只是吓唬吓唬周希汉——那五枪射向他的身体两侧。可何畏开枪是在行军的路上，他与周希汉之间的距离不会太远，如果有意为之怎么会打不中呢？不难想象，何畏朝周希汉发火时周边肯定还会有其他人——如司令部的参谋、通讯员及警卫等，所以何畏只能是朝天开枪泄愤而已。

  依据上述回忆不难判断，显然选择余天云作为枪击案的主角更为合适，更何况何畏对余天云也畏惧三分——据说一次两人发生争吵，余天云不仅要冲过去打何畏而且连枪都掏出来了，后被大伙儿抱住才算完！那么，既然余天云如此桀骜不驯又有多次开枪打自己的记载，杜撰这则谎言时为何不选他反倒是何畏呢？

  说起来何畏同余天云还真是一对“冤家”，利用余天云无故顶撞的机会，时任“红大”政委的何畏得到张国焘的支持，借机狠整桀骜不驯的余天云——在部队转移时，命令余天云同其他违纪士兵一样，扛着粮袋行军。气得余天云躺在地下不肯走，被抬在担架上行进。之后听说他老婆的死讯更加想不通，在行军过大金川激流之上的悬桥时，突然翻身跳进悬崖下的激流中自杀身亡。

  1937年西路军失败后，中央在3月下旬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，清算“国焘的错误问题”时，何畏的检讨只有三句话：“中央宣布国焘路线的破产，凡是革命者没有不同意的。”“我在国焘路线上，犯了军阀主义、土匪主义、反党反中央的严重错误。我只有诚恳接受这一错误。我坚决来改正我的错误，希望们帮助我。”“我对过去错误，我失去了阶级立场，我坚决来改正错误。”（注3）

  从上述这三句话可以体会出，何畏的检讨显然是不得已而为之。二十天后在其警卫员的帮助下，何畏悄然离开延安，脱离了革命队伍！对于何畏其后的行踪说法不一：有说是投奔，在特务机关任中统专员；有说何畏没有去当特务，而是专门去研究中国农业并成为南京金陵大学农经系的讲师。关于何畏的离世亦有三种说法：一是1949年解放前夕被抓获遭到处决；二是渡江前夕投江自尽。还有一种说法是何畏悄悄回到广东，隐姓埋名直到1960年方辞世。

  选择何畏还有个原因，主要是因为档案资料的缺失，有关何畏参加革命前后的经历有些过于简单，如此便留出遐想及杜撰的空间与可能。其后，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，如果仅是出于填补空白的考虑，产生一些不实之词尚有情可原，但有些则是另有所图。

  关于何畏的经历，初始甚为简单：原名何世富，祖籍广东海南，出生于1900年农历三月十五日。童年时代随父亲何良炳来到马来亚，就读于当地的中华学校，改名为何敬贤。其后因某一些原因返回中国（具体时间不详），按照张国焘的说法“原是香港的洋服工人”，“参加过一九二五年的省港大罢工”。1927年参加“广州起义”，并于年底加入，并化名为“何畏”。1929年夏广东省委派往广西工作，参加“百色起义”，在红七军担任连长。来到中央苏区后担任独立营营长。后去上海，于1931年5月被派往红四方面军，历任团长、副师长、师长及军长等职。（以下略）

  后在王建英2000年出版《中国红军人物志》中，增添了一些内容：主要有越南人，大革命时期加入，参加过工人运动，考入黄埔军校，参加北伐战争等。之后，大概是出于某种需要，有些文章在此基础上“添油加醋”——主要为：加入马共，并为中区委员；被驱逐回国后考入厦门大学，并改名为“何畏”；读书期间，与郭沫若等共同创立“创造社”；毕业后被派往香港工作；1926年3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，并于是年底加入——如此一来，何畏的入党时间，就这比原来记载提前了一年。

  那么，上述这些添加的说法孰真孰假？这可借助可靠的文献资料及史料记载，通过时空及逻辑进行推敲与检验。

  依据其参加1925年6月开始的省港大罢工推断，何畏应不迟于1925年初来到香港并成为制作“洋服工人”。可根据明确的文献资料记录，马来亚成立于1930年的4月30日，即使最早的南洋也是于1926年10月才在新加坡才成立！所以，不知何畏这加入马共以及担任地区领导人，从何而谈起。

  经查，厦门大学的开校式于1921年4月6日举行，初创时只设有师范（包括文、理科）、商学两部（系）。由何畏进抵香港时间推断，何畏如果在厦大读过书，一定只能是前两届毕业生。但在厦大名人录中，并未发现“何畏”的大名。至于说毕业后被派往香港工作，很难令人置信！其时的大学毕业生可谓“凤毛麟角”，而且怎么能派一个党外人士去香港开展工作？！更何况直至省港大罢工结束，何畏仍然没有加入。

  既然是否毕业于厦大存在疑问，那何畏在厦大读书期间参与创立“创造社”会是真的吗？“创造社”是由郭沫若、郁达夫等于1921年6月8日在日本的东京创立的——这是明确且有案可查的。该社的早期成员中的确有个名为“何畏”的，但这个“何畏”是有“创造社的眼睛”之称的著名文人何思敬的笔名。所以此“何畏”非彼“何畏”！

  关于何畏于1926年3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的说法，表面上看似无问题，黄埔军校第五期入伍生中，确实有个名为“何畏”的。但中国重姓名的人很多，稍微检视便可发现两人并无相同之处：首先黄埔五期入伍生“何畏”的籍贯为湖南道县，而且其家庭住址明确记载为“道县城内玉泉坊十七号”；其次，年龄也不相符——此“何畏”入校时，年仅二十岁；再是，两人的长相也大不相同，请见下图：

  这当然是不会是“无的放矢”！依据之后添加的“料”推断，之所以硬要将何畏说成是黄埔五期生，显然是为了将何畏加入的时间提前一年做铺垫。但改为1926年入党，总得有缘由或依据吧！所以，将黄埔五期的彼何畏“改头换面”为此何畏，就成为势所必然。可这需要有个前提，那就是黄埔五期的“何畏”至少应该是党员，应该具有1926年底加入的党员的经历。

  依照曾庆榴撰稿的《黄埔军校前六期的员》一文记叙，第五期学生中的党员共21人，内中并无“何畏”的大名。尽管文中注明：“如下名单，仅仅是从其他有关的文章或回忆资料中找出来的，因而是很不完全的。”但这却是“因种种原因，许多教职员、学生的名字未能在第五、六期‘教职员名录’和‘同学录’登记，……”（注4）所致。可这何畏的大名，却是清清楚楚地记录在档，所以他不会是党员。

  大概是心中有所怯懦——毕竟没找到任何证据，因而为了给“何畏”1926年底加入的“假说”增加有利的砝码，始作俑者便将北伐军政工人员一张合影中的某人，毫无依据地硬说成是“何畏”，企图通过此照片来证明何畏不仅是于1926年加入，而且还是在北伐军中的高级政工人员！

  按照网络上流行的“有图有真相”的名言，这个“指鹿为马”的造假手段，还真起到了“以假乱真”的作用！随后，不仅等有关何畏的“词条”不问青红皂白地加以引用，不少文章更是趋之若鹜般的跟着上当受骗——例如某篇于2015年11月发表的有关北伐的文章，直截了当地在引用这张照片时标明“后排右一何畏”！

  那么，照片上那个人不是何畏又会是谁呢？始作俑者为何敢明目张胆地将其说成是何畏呢？请看本文是如何剥下其“伪装”的。

  不言而喻，始作俑者之所以敢如此胆大妄为，盖因这张年代久远，不仅照片拍摄的时间说法不一，而且照片上的人物说明混乱且不够完整，这就难免给别有用心的人，留下了造假的余地与可能。

  根据笔者查证，这张历史照片，较早出现在《李一氓回忆录》中——该书首版于1993年，是由李一氓亲自收集资料并写成。可惜的是，修改了八章（共十章）之后，老人便一病不起！所以书中对照片中的人物，只做了简要的介绍：“北伐军占领南昌后，部分政治工作人员的合影。前排左二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，左三第三军党代表朱克靖，左四为第二军党代表李富春。”（注5）

  那么，这张历史照片究竟拍摄于何时何地？这对于判定右上角那人到底是谁，为何笔者否认是“何畏”，具有决定性的意义。

  根据笔者查证，这张照片摄于1926年的9月20日，即北伐军第一次攻克南昌的第二天，在北伐军中从事政治工作的员们在南昌行辕的合影。依据文献资料记录，黄埔军校第五期入伍生从1926年3月起开始入学，11月经考试升为正式学生，直至1927年8月15日方毕业。因此照片上那人，断无可能是黄埔五期生的何畏！

  那么，这张照片上的人物都是谁呢？笔者经过反复搜寻比对，大概能确定的为：前排左二为郭沫若，左三为朱克靖，左四为李富春；第二排左一为杨贤江，左二为赵子俊，左三为彭年，左四为卢立群；第三排，左一为成仿吾，左二为李一氓，左三为林伯渠，左四为廖乾武，左五为方维夏，左六（即右一）为

  。有的人觉得前排左一是周士第，但他其时为叶挺部团长——并非政工人员。有人认为是杨贤江，但杨是近视眼，平时戴眼镜。所以两者应该都不是，故只能暂且存疑。

  那为何能确定右上角那位系罗汉而非何畏呢？除了上述所言的黄埔五期生何畏尚在黄埔军校学习——既未参加北伐战争，更不有几率会成为北伐军的高级政工人员！而罗汉不仅于1920年与周恩来、李立三、王若飞等一同赴法勤工俭学，而且还是早期党员——1922年加入。1924年8月进入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员，北伐时担任第四军副党代表。所以孰是孰非不难分辨。此外，还能够最终靠照片，进行比对：

  令人遗憾的是，罗汉后来与渐行渐远——1927年底，受中央派遣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。期间，中国学生被卷入托洛茨基派与斯大林派的斗争。1928年秋，罗汉回到上海，等待分配工作。尔后，中央派往北京，进行革命活动。1930年春，与刘仁静、王文元(王凡西)等留苏学生组织了“十月社”，宣传托洛茨基的理论和观点并正式与脱离了组织关系。

  1937年抗战爆发，早已脱离“托派”组织关系的陈独秀派罗汉等，与代表商谈重回事宜。但后来因王明等的阻拦，并诬蔑陈独秀为“汉奸”，致使商谈夭折。其后作为陈独秀的学生，罗汉一边照顾着陈独秀晚年的生活，一边以电木工程师的身份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少将技术员（军委会工兵署技术员）——从事技术工作。1939年5月3日上午，罗汉在日军飞机轰炸重庆时遇难。

  通过以上分析考证及比对不难分辨，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所添加给何畏头上的“光环”大都为无稽之谈，只是想为编造“枪击案”增加点儿可信度罢了！

  仔细阅读这桩杜撰的“历史事件”辗转起伏的过程，就能发现一个十分有趣的“奇特”过程（或曰“现象”）：为了弥补早期编造中出现的“漏洞”，先是将之前所说的“毛儿盖会议”改为了“一、四方面军联席会议”，并将时间也改为了

  ；其后，又将何畏开枪“哒哒哒……”留下十个弹孔，聪明地改为“十余个弹孔”，进而有“大咖”干脆描述为“一梭子”！那么，经过如此这般“修补”，是否意味着这则杜撰的“枪击案”就能成立呢？

  中央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，出席此次会议的有张闻天、、博古、王稼祥、陈昌浩、凯丰、邓发、、李富春、、和共十二人。朱德和张国焘因在左路军未能参加会议，而周恩来因重病也未到会。之所以召开此次会议，是为客服张国焘的分裂危险，督促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，以实现和执行两河口会议所做出决议。那么，何畏为什么没有出席此次会议？查一下史料记载就会明白，其时根据中央的决定，将整个部队分为左、右两路北上，何畏率领的二十七师等四个团组成懋功支队，留在后面掩护主力部队的北进。

  查一下文献史料便可知晓，在这个时间段召开的仅有一次会议，就是由其时“党内负总责”的洛浦（张闻天）主持召开的政治局会议——既史称的“沙窝会议”。依据文献档案记载，出席此次会议的有张闻天、、周恩来、博古、朱德、张国焘、邓发、凯丰、陈昌浩、、傅钟共十一人，王稼祥因病未能到会。

  上述这段史实雄辩地证明，根本不可能有什么“一、四方面军联席会议”——试问，分身乏术的、周恩来、朱德、张国焘等，如何能主持召开或出席这样一个子虚乌有的捞什子会议？“英勇无比”的何畏，又如何能看到不在场的张国焘使出的眼色，朝着根本就无法出席会议的、周恩来开枪射击呢！？还“哒哒哒……”射出十枪，“十余”枪和“一梭子”！

  对那段历史知道的都明白，当时能实行连发的自动手枪，应该只有带快慢机功能的“驳壳枪”。其时军队所用的二把（号）“驳壳枪”约三十公分长，平时装在一个硕大的木头盒子里，这也就是所谓“匣子枪”的由来。

  对驳壳枪知道的都明白，要想从木匣子中抽出驳壳枪来绝非易事——即使简易的皮枪套也是一样——需要左右两手配合，打开盒盖后一手按住外壳、另一只手抓住枪把才能顺利从匣子里抽出。为避免走火，置放在木壳（枪套）中的枪是不能子弹上膛的，机头（击锤）更是不能打开！否则难保不会走火。

  据此可以简单地推想一下，那个杜撰的“射击事件”能否成立：即使何畏能够毫无阻拦地挎着“驳壳枪”，雄赳赳、气昂昂进入大会会场，当他准备开枪时必须要先站起来，然后将枪抽出来子弹上膛，再将开关拨到“自动”上，才能完成开枪射击！试想，要想完成这一连串的动作，即使再熟练，没有个三秒两秒的能完成吗？！

  此外，当何畏手忙脚乱地开始抽枪准备射击时，坐在旁边的难道只是默默无语看着他完成这一系列动作吗？！所以除非无意阻拦，否则当何畏准备抽枪时只要用手轻轻向下一按，杜撰者精心编制的“见势不妙一把握住何畏的手臂，奋力向上举起，……”，就只能被扼杀在阴谋者的“襁褓”之中！

  自古以来，但凡造假很难自圆其说！而编造“何畏枪击”事件的始作俑者，又犯了粗枝大叶不问所以的毛病——连基本的功课都未能做足。先不说作为老革命的何畏是否会有意犯下如此大错，其时他根本就不具备完成拔枪射击这一整套动作的能力！为了方便阅读与理解，请参考下面这张照片：

  稍微留意便可发现，照片中的何畏，有意识地侧着身子。为啥不从正面拍照呢？道理非常之简单，何畏要避免被看到他残废的左臂。

  根据相关史料记载，1933年的10月3日，红九军在攻打大庙场、新店子一线的敌军阵地时，一发炮弹落在军长何畏身旁——左半边身子被炸伤！战后经过治疗命保住了，但却失去了大半个左臂！

  这里需要非常申明的是，本文贴到笔者的公众号上后，很快就有网友指出：这张照片上的人物并非何畏，而是张宗逊将军！有趣的是，那位转帖者却照单全收。

  笔者注意到，“何畏枪击”的历史谎言遭到元帅义正辞严的驳斥后，曾一度销声匿迹了好一阵子，一直蛰伏到九十年代才又重新浮出水面。那为什么总有人时不时乐此不疲地利用各种机会宣扬这则假历史呢？

  笔者以为，除了某些人为赚取眼球和流量之外，始作俑者显然另有所图。表面上看似乎是批张国焘与何畏，实际是要通过这则虚无缥缈的枪击案达到某种目的——试想，何畏竟然敢公开向开枪射击，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什么？至少说明其时的中央对实力强大的红四方面军无可奈何！令人可笑的是，某些人似乎乐见这则谎言的流传——好像能从中得到某种莫名的快感似的。

  众所周知，所有的事情都有个发展过程。实事求是地说，会师之前，张国焘指挥的红四方面军不遗余力地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！会师后，张国焘甚至煞费苦心安排所部，尽可能为中央及中央红军提供好的物资供应。张国焘与中央的分歧是在会师后的战略选择上，在“两河口会议”上，双方矛盾才初露端倪。张国焘如果当时真有要改变政治局格局的想法，采用武力解决即可——其时四方面军有八万多雄兵、一方面军只有两万来人还是疲惫之师，安排何畏开枪枪杀中央主要领导如何向全党全军解释！？

  伪造者大概忘记了这样一个最基本的事实，红四方面军同样是领导的队伍，如果张国焘等不是中央派遣过去的，红四方面军的将士们那能听从他的领导！此外，无论之前还是之后中央（包括史学界）经研究得出的结论，张国焘在长征途中确实有携裹中央及红军南下的企图，但未曾发现有企图武力解决中央的实质性行为！

  正如以上分析的那样，在这则虚构的历史“段子”里，不仅是何畏拔枪射击的描写，几乎所有关键环节都经不起历史的推敲！笔者感到，那些人们之所以敢如此编造，还在于要证明“有”易、证明“无”则难上加难！人家说历史上“有”，时过境迁的今天你想要证明其“无”，绝不是件容易的事！——没有的事如何来证明呢？

  幸好地球人没有“分身之术”，否则真的没办法证实——假如有人笃信天上有神仙，恐怕你就是说破天，也难以证明天上根本就没有神仙存在！

  笔者感到不可思议的是，这则虚假得历史事件之所以死而不僵，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某些“好心人”的“涂脂抹粉”。例如，某位网络“大咖”栩栩如生般描述道：“气愤地下掉何畏的手枪，‘叭’的一下放在毛主席的面前。”“当大家转过神来看时，只见他还是那样巍然不动，微微笑着，在用平静的眼神巡视着们，然后若无其事地向房顶上看了看，嘴角上露出讥讽的冷笑。”（注6）

  更令人匪夷所思是表面上看，这些添加的内容似乎是在颂扬的宽宏大量，实际却是有损于的尊严和大智大勇！假如何畏真的将一梭子子弹全部搂光，说明他是一定是要将对方置于死地！怎会是仅以“是何军长的枪走火了”，就定性为“这是个例外，不必再追究了。”（注7）？！纵观一生的革命经历，虽不失大度，但在原则问题上却从来不做让步！所以，还是不要自以为是为好，以免贻笑大方！

  对于这种有意为之的恶劣行为，西安电科大的杨建业教授早在本世纪初，就在其撰写的文章中感慨道：“如此讹传，一般读者若未能有幸读到当年《文摘报》上徐帅办公室的这则来函，对此‘掌故’真耶假耶，又怎能辨清？

  ”（注8）行文至此无需赘言，谎言就是谎言，再怎么传播也变不成事实！纵观人类历史，任何欲通过造假来改变历史的企图，都会在真理面前被击得粉碎！

  注2：见何福圣口述、罗学蓬撰《贴身侍卫的回忆-红黑黄白张国焘》，2001年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出版，第176页。

  注4：出处——黄埔军校前六期的员 - 综合资料 - 抗日战争纪念网